王振耀:我们这个社会很奇怪,一方面有人说政府不支持中国慈善事业,一方面又说慈善机构和慈善领域没钱花,现在政府先参与进来,先出人,再拿政策,人们却又指责政府介入得过深了,这种观念是错误的。
那种理想世界中的纯而又纯的民间募款方式不可能存在,美国做慈善的很多人不就是政府官员吗,他们也经常参与到慈善机构去。我所知道的亚洲基金会的负责人就是参议员,美国的NGO领袖很多都是官员退下来的,在政府参与慈善方面,和我们的情况是一样的。
应该说,各地的社会捐赠都间接地接受民政部门的指导,像常州模式,就是在江苏省民政厅和省政府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。
公益时报:此次地方城市的募捐接收对象大都选择了地方慈善总会,对于其他慈善公益机构的发展来说是否不公平,甚至阻碍了地方民间组织的发展?
王振耀:我不同意这种观点,中国的慈善资源还远远没有开发。去年中国政府行政募捐是34个亿,中国的慈善募捐不存在政府垄断行为。中国善款社会总量是100个亿,而美国在2600亿美元以上,未来时间内,中国善款募集总量达到500亿没有问题,实际上,政府募集的是个零头,政府仅仅是一般性的号召。
政府不起来,民间也起不来。公益组织不要埋怨政府,中国大量的市场还需要慈善组织来开发。而且已经有开发的先例,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,已经在善款募集方面做到了全国老大,而且它在争取和政府合作,希望政府多介入它的活动。说政府总照顾那么几个机构尤其是慈善总会,这是典型的落后观,如果你的组织没有一定信誉,想把高的砍掉来就低,这个可不行。我们不应该就在这几十亿上打得不可开交。
公益时报:民政部下一步的捐助指导意见是怎样的?该如何规范并探索出来一条民众接受、善款利用最大化、推进市民社会发展的新募捐路子。
王振耀:中国的慈善事业刚刚发展起来,资金当然是重要的。这一点需要注意学习常州的经验,要让平民和企业家有效地结合,不要太生硬,不要变成了慈善仅仅是企业老总的事情,慈善的生命力还在于平民参与,企业家也要回归平民,当然他会扮演更重要的作用。其次是倡导社会捐力,对于没有力量捐赠金钱的群众,比如说低保对象,可以去做义工。第三个是进行资源开发,促进社会群众捐物的积极性。
无论捐钱捐力还是捐物,都需要行动起来,需要来一番实践。对于已经付诸行动的,社会评价不要极端化,不能要么神仙要么恶人,千万别把人弄上道德祭坛。形成一个宽容的慈善环境,有利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。
王振耀环视了一下办公室,他的表情有些沉重,电脑桌面是减灾救灾汇报,书架边放着几封求救信,“我们能慢慢来吗?”这是8月1日下午,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办公室,不间断的电话,一拨又一拨的人走进办公室,落实救灾细节,向财政部争取更多的社会保障资金,王振耀非常忙碌。但他最想办的事情是迅速建起“有求必应”救助平台。自2006年年初他产生这个念头并快速在2006年5月19日与十几家NGO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,紧接着又在2007年2月成立中民慈善信息中心推动信息对接,王振耀一直奔跑着前进。
之后半年时间的党校学习却让这种奔跑戛然而止。“半年了,耽误最大的就是这个事情,我回来现在重新捡起来。不能慢。”
“一直就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,慈善组织声称有很多成绩,政府也说关注民生力度成绩很大,第三个声音是求救的声音也很大,这三种声音对接一下,肯定是出现了问题,肯定有严重的缺陷。”王振耀分析,这种缺陷是体制的缺陷,“政府的救助,民间的救助,困难群众信息,必须建立一个平台和接口,这是中国的社会管理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