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记者请孙育林介绍一些红十字会募款情况时，“印度海啸时，红会募集了大概二三百万元。”这位副会长想了许久，能想起来的捐赠似乎只有2005年初的印度洋海啸时接受的捐款。
孙育林坦言，与慈善总会相比，红十字会接受的捐赠很少，“企业都向慈善总会捐款了，对红十字会的关注不够。”
同一个城市，不同的慈善组织，存在如此大的差别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？与现任市委书记担任名誉会长，市长担任会长，由分管慈善工作的民政局副局长担任秘书长的慈善总会相比，红十字会的人员组成，在募款动员方面，显然不占优势。常州红十字会是当地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，不然连日常运行都很难维持。
据孙育林介绍，红十字会曾想过成立一个基金会，但募集资金难度很大，而且现在各个县市区都有慈善总会，企业愿意把认捐给慈善总会，只用利息这一块。而红十字会则要求资金全部到位，这样使得募捐成为了绝对难题。
“暂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……”孙育林叹气说。
常州模式给企业家一个有尊严的平台——专访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
公益时报：中国的慈善领域能以亿元捐赠的现象在沿海各地纷纷呈现，作为全国主管慈善捐赠事业的负责人，您对于山东、江苏各地掀起的慈善风暴有怎样的直观评价？
王振耀：这传递了一个非常好的信号。首先说明发达地区已经开始把关注点集中到慈善事业上来，他们已经开始领会到慈善的力量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标志。这种现象的第二个标志在于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捐赠模式，冠名基金也好，用各种形式签约也好，以企业为主的社会群体开始和公益事业联系起来，说明企业的社会责任正在逐步觉醒。第三是说明了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发展道路已经呈现出来，中国慈善捐赠的实际情况是缺乏很熟练很成熟的体制，尤其在慈善资金增值方面，常州模式探索出了现有社会环境、社会条件能够认可、能够实现的筹款方式。
公益时报：尽管常州模式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效果，但有人质疑常州模式是企业家拿钱来赢取政府公关的资本，这一点该怎样正确认识？
王振耀：我直接参加了常州捐赠模式的各个环节，按照捐款数量的标准，捐款多的可以在慈善总会担任重要职务，来监督钱的流向并向困难群众发放。当时我也不理解，难道捐钱就能当会长、副会长？接触到美国和香港的专家后，才明白这是国际惯例。在国际社会通行的习惯是：企业违法的捐款不能要，企业家只能担任一任职务。
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了常州的一个善款发放过程，那些企业家们穿得都很正规，态度非常严肃，在发放善款时，官员和慈善家是平等的，甚至市委书记和市长都退后，来突出企业家的地位。捐出善款，企业家觉得有尊严，有神圣感，说明常州模式给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有尊严的平台。这个时候，企业家已经转换身份了，他是慈善家，是代表慈善会这个集体。
公益时报：肇始者常州似乎并未过多受到公众的质疑，而威海募捐却超出了当地政府的预计，“数字政绩”、“强迫捐款”的声音强过善款为民的论调，对于两地的筹款方式区别在于“全民迫捐”手段的运用，两种方式两种结果，您如何评价？
王振耀：在中国慈善事业大发展的过程中，威海现象说明个别环节出现了不适合的地方。强扣工资特别是向贫困人口募捐，的确有些生硬。当地政府在考虑，企业家都拿了，那大家都拿吧，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，好人好心事情却办得不周全。确实是没有经验，粗糙了、生硬了，没有尽善尽美，这一点值得注意。
常州经验也应该补充平民参与意识，慈善毕竟是富人和平民共同参与的事情。
公益时报：在这次风暴中，行政募捐的色彩过分浓厚，您如何看待新时代下的政府募捐行为？作为主管捐助的部门，地方政府的筹款计划有没有接受民政部的指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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